1976年，毛主席病重，身体已是说话困难，行动迟缓。中央批准后，他和贺子珍的女儿李敏来到中南海，探望父亲。父女二人聊了一会儿，毛主席艰难地，断断续续地对李敏说：“你母亲身体不好，你一定要照顾好她。我的身体情况，你暂时不要告诉她，我怕她承受不住。”李敏听到父亲如此关心母亲，顿时泪流满面。这份在生命最后时刻的深切牵挂，超越了婚姻的界限，揭示了两位革命者之间一段特殊而复杂的情谊。
革命风骨，众人认可
贺子珍，并非只是伟人身边的伴侣，更是井冈山的老同志，中央红军长征中数十位女红军之一。她曾因掩护一名红军高级将领而身负重伤，落下终身残疾，为革命付出了巨大代价。贺子珍性格平易近人，没有丝毫领袖夫人架子。
1938年，毛主席与贺子珍十年的婚姻画上句号。当贺子珍得知毛主席重组家庭时，她痛哭不止。事实上，党内对这段婚姻的终结，并非所有人都赞同。张闻天同志就曾为此与毛主席激烈争论。我党许多中央领导人对贺子珍有着高度认同。1937年贺子珍离开延安前往苏联时，徐海东同志就曾明确指出，他心中认定的“毛主席夫人”，只有贺子珍同志。
林彪素来不喜与人交往，性情孤僻沉默。然而，他对贺子珍却抱有极高的敬意。1947年，贺子珍从苏联回到东北，林彪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待了她，并特别交代东北局，务必照顾好贺子珍的生活。1960年，贺子珍在江西休养，得知林彪一家在庐山，她特意坐车前去探望。林彪一大早就在门口等候。见面时，贺子珍称林彪为“小林”，而林彪则称贺子珍为“大姐”，这段往事足以显示出林彪对贺子珍的特殊尊重。贺子珍与周恩来、张闻天等领导人的关系也十分融洽，这都印证了她在革命队伍中的崇高地位。
归国坎坷，主席守护
1937年，贺子珍不顾毛主席多次劝阻，执意前往苏联。她在异国他乡经历了丧子之痛，又因精神受到刺激被送进精神病院，度过了一段极为艰难的岁月。1947年，王稼祥在苏联治病期间，得知贺子珍的困境，立即将情况报告给毛主席。毛主席得知后，即刻与苏联政府交涉。同年秋，贺子珍便带着毛岸青和女儿李敏回到了祖国。
回国后的贺子珍，身体与精神状况都不理想，加上长期远离国内，与曾经的战友们也渐渐疏远，生活陷入了困境。毛主席考虑到她的情况，特意向东北局发电报，指示要在原则范围内为贺子珍安排相对轻松的工作。不久，东北局将贺子珍安排到了财政处。
工作安置，雷霆怒吼
建国初期，毛主席从秘书田家英那里得知贺子珍在上海一直没有工作，他罕见地大发雷霆，质问道：“上海方面为什么不给贺子珍安排工作？贺子珍是老红军，难道她不配得到一份工作吗？”看到主席发怒，田家英连忙解释，上海方面并非不安排工作，而是考虑到贺子珍身体不好，想让她休养一段时间再作安排。
毛主席随后亲自致电上海市长陈毅，提出贺子珍在上海的一切开销，都由他的稿费来支付。陈毅当场拒绝了这一提议，他指出，贺子珍是为革命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女红军，上海市政府理应照顾她的生活。在陈毅的安排下，贺子珍获得了行政十二级的待遇，每月还有200元的补贴。这显示了党和国家对这位革命元勋的认可与关照。
政治风浪，坚决庇护
建国以后，由于一些特殊的政治考量，毛主席没有与贺子珍公开见面，但他对贺子珍的关怀却从未减少。李敏每年假期去上海看望母亲贺子珍时，毛主席都会买些营养品，让女儿带给她。毛主席甚至有时还会安排他和江青的女儿李讷，去看望贺子珍。
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，毛主席在庐山秘密接见了贺子珍。看到贺子珍头上已有了不少白发，精神状态也不佳，毛主席内心感到异常难过。这次见面，两人足足聊了一两个小时。贺子珍见到毛主席，几次痛哭失声，一直自责当年太过任性。这次见面后，贺子珍病倒了。得知情况，毛主席特意写信安慰贺子珍，叮嘱她一定要听从医生的建议，按时吃药。
1966年十年特殊时期，一些别有用心之人，在江青的暗中指示下，建议将贺子珍“疏散”到大西北，这实际上是想把她“下放”到偏远地区。毛主席得知这一消息，顿时发火大怒，喝道：“这是谁出的馊主意？这是胡闹！这件事我绝不同意！”中央警卫局一把手汪东兴立刻回应：“主席，您放心，我马上将您的最高指示传达下去，我们也会保护好贺子珍同志的。”西北地区经济相对落后，环境也比北京、上海恶劣许多，贺子珍身体一直不好，若真被下放，恐将遭遇不测。显然，将贺子珍安排去西北，是一场阴谋。在毛主席的强力干预下，无人再敢提起将贺子珍下放到大西北。十年特殊时期，在毛主席的保护下，那些阴谋分子始终未能伤害贺子珍。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毛主席的小女儿李讷离婚后生活困难。毛主席得知后，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7000元给了女儿。不久后，毛主席又分别给贺子珍、李敏和江青每人7000元。毛主席曾提到，贺子珍是他生命中对他最好的女人。
结语
1976年9月，贺子珍得知毛主席去世，她几天几夜不吃不喝。李敏回上海后，贺子珍一直责怪李敏没有照顾好毛主席。1984年，贺子珍在上海去世。临终前，她告诉女儿和哥哥贺敏学，希望去世后骨灰能离毛主席近一些。中央批准了她的请求，贺子珍的骨灰被特批放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室。这份特殊的情谊，在历史的最终，画上了属于它的句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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